年仅38岁就被处以绞刑，很少人知道他另一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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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九笙｜ 主播：孙占山
朋友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今年春天被电视剧《觉醒年代》刷屏的“盛况”。这部为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竟然引起了广大80后、90后，甚至部分刚刚步入成年的00后的热议。要问年轻人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地追捧这部剧，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那些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革命家。
由80后演员张桐饰演的李大钊无疑是其中最为出彩的一位。
从第一集与主张复辟帝制留学生的激烈辩论，到长辛店车间对工人们振聋发聩的演讲，直至大结局与陈独秀、胡适雨夜畅饮，最终分道扬镳，都将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的光辉形象深深地镌刻于我们心中。
还有前段时间上映的，以反映李大钊革命历程为中心的电影《革命者》，相信这些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将持续地将正能量带给社会。
然而，对于我而言，可能还是有一些遗憾。因为它们向观众展示的仅仅是革命者李大钊，对这位伟人的另一身份却只字未提。
李大钊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最早将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引入中国的学者。他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讲解马克思与西方其他名家的历史哲学。除了传播与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他还将其与中国社会的现状结合，并做出了丰富且严密的论证。
不过，坦率地讲，将那个动荡年代的学术活动搬到银幕上，着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有到他的著作中去认识和发现历史学者李大钊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就是这本并不厚重的小册子——《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文字虽然来自于百余年前，但是晓畅明白、通俗易懂。我在几年前初读时便有体会：很多让我们在中学时代想不通的历史问题，其实李大钊早就给出了答案。如果早一点看到这本书，也许我们青春就可以少几分迷茫，多几分坚韧。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与李大钊同时代的思想家胡适也在一篇文章里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经过后人改编，形成了一句更通俗的话：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些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语言揭示了历史并不代表事实的道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既然不能保证真实，那么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正是《史学要论》解释的第一个问题。
李大钊在开篇便直接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它是有生命的，有发展的东西。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大事以外，道德伦理、文化理想，都是历史。
他说：将人类的生活横过来看，便是社会；纵着去看，便是历史。历史与社会，本来就是一回事，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罢了。
这句话说来轻巧，其实李大钊翻越了很多座山，走了很远的路，才将这个答案送到了我们面前。
当时社会上深入人心的历史观可以称之为“帝王史观”，它并不难理解。翻开旧时代传下来的史书，里面讲述的除了当年发生的军政要事，不外乎就是皇帝贵族的生活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变化。
这种历史，总的来讲是对人有害的，特别是对于求学阶段的青少年。一方面，他们借此了解到的历史是片面的，因为真实的古代社会不仅有帝王将相，绝大多数还是平民百姓。所以，来自封建文明时代的“帝王史观”本质上存在对生命的漠视，怪不得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出“史书上尽是‘吃人’二字”的话。
前些年爆火的各种“穿越神剧”在当下依旧盛行，哪怕它的剧情再“雷人”，人物行为逻辑再不合理，但是只要请到流量演员助阵，再套上某段历史的外壳，依然能够收获足够多的关注。有的影视作品不愿在历史问题上做功课，就设置一个架空的时代背景，其实它们再怎么架空，也会给观众一些暗示。至少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总是不会错的。
然而，这往往会给涉世未深的年轻朋友一种误导，让他们向往古代社会的诗情画意。殊不知，主人公都是穿越到王公贵族的身上，就算“开局”是个平民，也是个“开挂”的平民，很快会凭借各种机缘步入贵族阶层，那些引人入胜、曲折离奇的故事只能在贵族社会展开。因为他们在真实的古代民间可能连第二集都活不到。
这种封建落后的观念不仅出现于娱乐圈，思想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清醒的意识。以至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历史研究的内容只剩下阶级斗争。直至步入新世纪以来，很多年轻的历史学家才开始关注“被历史遗忘的大多数”。这实际上是李大钊早在百年前就解释清楚的道理，我们却一直没有从理论上去认真领会，更没有在实践中认真践行。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让我们更加敬佩李大钊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修养的精深，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认真系统地研读他们的作品。
跨过了“帝王史观”的山，李大钊还要淌过一条名为“进化论”的河。
如果说前者还比较好理解，那么后者就要仔细解释一番了，毕竟在很多朋友的心目中，“进化论”难道不是科学吗？
当然，“进化论”肯定是科学，更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将它照搬到历史研究中，就会显得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毕竟，“我们的历史处于进步当中”实在太像一句口号了。这还要从更早一点的梁启超开始说起。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拓荒者，他的观点就是以西方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梁启超以生物进化的原则，向中国封建史学发起了有力的挑战，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否定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就告诉了那些想要复辟皇权的野心家——大清亡了，不会再有下一个皇帝了。
然而，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原则使得民众陷入了新的恐慌。在这个黑暗的年代，是不是要等我们这些弱者都被消灭了，社会才会好起来呢？原来我们只是你“进化论”的牺牲品啊！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虽然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但是，如何让历史指导现实却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梁启超的历史研究带有早期宣传维新变法时那种激情澎湃的檄文风格，存在着理解不深、研究不足、照搬痕迹较重等问题。长此以往，难免让人们陷入更深的绝望。
所以，我才会说，“进化论”是一条河，它能带你到达彼岸，可是它水流湍急，并不容易渡过。
幸好，李大钊带着船来了，这条船的全称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我们刚刚提到，李大钊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来源于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比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过程要复杂的多。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里说，一个动物在自然界的经历并不能类比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生活的经历是一种复杂的组成物。
为什么会复杂呢？因为人有意志，有情感，有欲望，还有各具特色的行为习惯、性格特征。它们都会影响历史活动，并存留在历史进程中，转化为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历史的进化并不是“物竞天择”，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才能推动，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才能实现。
解除了底层民众的困惑之后，李大钊还要面临知识分子的质疑。这些言论有的是学理层面的探讨，有的只是纯粹的“抬杠”。说服他们，是推行新思想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经济决定论”是他们对唯物史观最大的误解，由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经济的构造对于社会是最重要的”，有人便来质问：坐等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变革？
其实这个误会到今天也未能完全解开。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承认，李大钊起初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比较机械，缺乏辩证的考虑。随着他的研究日益精进，对理论的细节思考也越来越全面。1920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的文章，重申了“经济因素是决定历史进程最重要因素”，并明确了“经济”的概念，将科技、地理、社会身份等因素纳入到经济的范畴。
李大钊还将情感因素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视人的感情或心理因素，在考察其所发生的作用时，把它们放在合理的历史条件之下。既不否认情感的作用，又不能过分地夸大它。我们从中已经看到了辩证法的初步运用，也许李大钊还有意愿将这个问题挖掘得更深入些，然而此时的革命斗争愈发激烈。李大钊留在书斋中安静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衍变，做时事评论，以及频繁地参与政治运动，直至牺牲。
写到这里时，正值下午两点，正午毒辣的阳光还未褪去，整座城市已经从午休中醒来。我听见窗外传来汽车的鸣笛和行人的喧闹，以及小区里因旧楼改造而不时响起的施工声。再往远望一点，夏日的风掠过杨树的树梢，麻雀叽叽喳喳着飞过蓝天，飞向远处的屋顶。那里有更多的人在以不同的方式辛勤工作着，他们就是历史。
于是我默默地背诵十几年前就烂熟于心的句子：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搁笔至此，这篇文章已经到了收尾的时候。我合上《史学要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掩藏了太多的故事，那些故事来自一个觉醒的年代，有民族危亡，有家国情怀，有苦闷和彷徨，还有一位年仅38岁就死在绞刑架上的革命者。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本期话题】：《觉醒年代》中你最喜欢的角色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文作者简介
张九笙，自由撰稿人。日常活动包括读书、写作、翻译和养仙人掌。
本文主播简介
郭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综艺主持系教授，在读博士。从事播音主持业务研究，曾发表过发表多篇论文。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神州夜航》、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主持人。
多次受全国各地广播电视台、高等院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教育部等单位邀请讲授播音主持、领导干部口才、语言艺术、经典诵读等课程。【更正】：主播孙占山，详见置顶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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